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隐瞒……说到底，也是迫不得已。

那时的慈父，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，尤其是对那些胆敢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的人。一旦让他知道有人欺上瞒下，事情就绝不会简单收场——那些被契卡揪出来的人，可都是他亲自派下去的。

以他当时的脾气，恐怕连审都懒得审，直接一纸命令，把整批人全拖出去毙了。

这让陈树生心里直摇头。

人总不能从一个极端，直接蹦到另一个极端吧？有些事情，总得留点余地，总得折中考虑。

可问题是，放任不管的后果，又该有多恶劣？

本来，这种麻烦事该由捷尔任斯基来处理的。那个铁面人，虽然手腕强硬，但至少讲道理。

只要把问题摊开，把利害说透，他自然能权衡轻重，把事情压下去，不至于闹到血流成河的地步。

可偏偏……捷尔任斯基在26年就撑不住了，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那份高压，最终在某个冰冷的清晨彻底停止了跳动。

于是，沟通的重担全落在了陈树生肩上。他和慈父磨合了很久，可有些东西，不是时间就能完全弥合的。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，行事节奏也不同，有时候一个决策的延迟，一次意见的偏差，就会让整个工作进程卡住。而恰恰是这些短暂的“耽误”，让某些人嗅到了机会。

他们开始松懈，开始试探，最后甚至肆无忌惮。

捷尔任斯基死了，他们以为再也没人能按住他们了，以为头顶上的那把剑终于消失了。

结果呢？那群人还真就把客气当福气，蹬鼻子上脸了。

慈父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，文件批示被阳奉阴违，甚至他最好的兄弟——大基洛夫，那个被所有人默认的下一任接班人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街头。

凶手倒是抓到了，可偏偏是个孤狼，嚷嚷着自己只是“报复社会”，唯一的目击证人在押送途中“意外”身亡，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。

这是在糊弄谁呢？真当慈父是傻子？

所以，当大清洗的提议摆上台面时，陈树生连半点犹豫都没有，直接举双手赞成。他受够了——政策推不动，朋友被出卖，暗杀成了家常便饭。

中层干部要么阳奉阴违，要么干脆躺平摆烂；高层更绝，直接和下面的人勾肩搭背，把利益网织得密不透风。

最要命的是工业化，明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，却被这群蛀虫拖得寸步难行。

不清理不行了。

但问题在于，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地干。要是搞得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，反倒会让矛头全指向自己。

得悄无声息地来，像修剪疯长的枝蔓一样，一刀一刀地削，直到整棵树重新变得笔直。

否则，今天你清理别人，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清理。